1773年12月16日，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的美国东北部城市波士顿，因为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茶税法》等高税收政策，发动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那天夜里，愤怒的60 名“自由之子”乔装成印第安人模样潜入商船，将英国东印度公司3条船上的茶叶全部倾入波士顿湾，一箱不剩。
这种公然的对立使得当时的英政府大怒，为压制反抗，英国毫不犹豫地通过了更为严苛的法令，剥夺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司法权利。
北美殖民地人民开始联合反抗，1775年4月19日，北美独立战争在来克星顿打响了第一枪，3个月后，在枪声中，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成立。
如果说美国的建国史开始于不公平的税收，那么最早的倾茶示威者抗不公的力量和勇气，则演化成了美国精神的一部分。
其中最重要的“无代表，不纳税”的精神内核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至今，仍有人化身为“茶党”，活跃在美国政治前线，他们对高税收深恶痛绝，时刻警惕政府的支出让人民买单。
数百年后的中国，民众对税收的情绪也被崔永元数条微博引爆，后续影响直到现在仍未平息。
对于中国人来说，高税收不要紧，也不指望能少交多少，但至少做到一碗水端平吧？
年赚2.44亿的人在想方设法偷税漏税，月入3500的工薪阶级却只能老实巴交地成为个人所得税的贡献主力，还能不能让人好好搬砖了？
一方面，个人所得税没能成为调节富人收入的利器，反而成为面向1.53亿“中惨”的工薪税。另一方面，面向企业的税负，也一直成为抱怨的对象。
2016年，在大连的一次税收座谈会上，学者和企业家碰头，气氛异常沉重。
学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民企正在违法的边缘试探，有的在偷税漏税，有的把资产转到国外，留在国内的变成空壳，企图避税。
在座谈会上，研究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的学者，想问问企业家们对税收的看法，然而企业家们的真实感受却化作了苦水和眼泪。
一位在商界摸爬滚打近20年的女企业家谈着谈着，忍不住失声痛哭。
她说，自己把所有积蓄都投进了公司，因为一心扑在企业上忽略了家人，然而，把家牺牲了。如今她的机械制造企业却最多再撑一个星期就发不出工资了，感觉太难，实在撑不下去了。
所有的企业家与会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减税。然而在经济下降大潮中，企业家们却并没有等来减税的救命稻草。
2年过去，那位女企业家的制造厂不知道还在不在，另一篇有关税负的文章却开始在网上疯传。
这篇名为《公司收入200万，税后到手2.14万》的文章，用大量的数据计算出，一家年收入200万的小型工业制造公司，如果按照20%的正常毛利，有40万；但是扣除公司各项税费38.57万，再交完个税后，最终到手仅剩2.14万。
也就是说，每赚20块钱，有近19块要被拿走。
这篇文章广为流传后，原链接很快就被和谐，专家们也开始从各个角度质疑文章的严谨性。但即便文章的严谨性有问题，高税收，就真的不存在吗？
2005年，《福布斯》发布了一个名为《税负痛苦指数》的排行榜，在那份榜单中，尚处在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力压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排名第二，仅次于高税收高福利的法国。
榜单发布后，在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人民日报》发文开怼福布斯，说：税负痛苦指数算法有重大缺陷，不能说明痛苦程度。
10多年过去，这一榜单早成了旧闻。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却从2005年的3万亿涨到了2017年的17万亿，平均每年涨幅为17%，几乎跑赢了中国同期的所有经济指标。
尤为明显的一个对比数据是，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7.3%，扣除通货膨胀，实际增长不过5.4%。
2018年上半年，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91629亿元，同比增长14.4%。
毫无疑问地，再创新高。
而这还只是最低的统计口径，计算上广义财政收入的社保基金，土地出让金，政府基金和发债收入，政府收入/GDP已经超过40%。
也就是说，每创造10块钱收入，有4块钱进入了政府的口袋，已经达到企业家口中的死亡税率。
大洋彼岸的美国，特朗普上任后便推动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减税，将企业最高税率从35%降至20%，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翻倍，并从七档简化为三档。
这被称为里根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甚至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涉及企业的部分尤为凶残，一口气降到工业化国家平均税率22.5%以下。
英国也在减税。特蕾莎·梅政府宣布将在2020年前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17%，目标是G20集团中最低。
法国也在减税。马克龙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马克龙还表示，有意推动建立欧盟统一的税收规则。
就连印度，也已启动最大规模税改，一是减税，二是简化纳税流程。
在“全球减税战争”的背景下，我们又该如何用税收来捍卫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靠两位数的财政收入增速吗？
税收本是政府不可挑战的权利，交税也是公民写进宪法的强制性义务。
然而，过高的税率会让企业家们看不到希望，经济丧失活力；扭曲的征收结构，也会使得普通收入人群税收痛感强烈，加剧贫富分化。
2002年，影后刘晓庆被举报偷税漏税，当时如日中天，身家上亿美元的她，事情暴露后，一夜之间被警方带走，出狱后几乎一无所有。
16年后，同样是娱乐圈一姐的范冰冰，在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还是踏入了同一条河流。
如果没有崔永元的举报，或许她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范爷，用真诚的演技和税务局和谐共处。
或许，范冰冰只是运气不佳，碰上了较真的小崔。在范冰冰之外，富人的低违法成本，使得更多偷税漏税的人，仍然抱着巨额财富躲在暗处。
与此相对的是，普通人和民营企业家们承担了大量这个阶层本应减轻的税收义务，并随着经济下行，天量地方债暴露，越演越烈。
2016年，政府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然而实施全面营改增后，大量民营企业因为流转税无法抵扣，税负不降反增；而国企的税收贡献率却在整体下降。
2017年，政府债务问题凸显，为提高财政收入，“卖地求荣”、“拉人头”在各地上演，房价越涨越猛，接盘的人，却还是普通老百姓。
2018年，企业金税三期上线，税务局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票的轨迹监控所有企业的业务往来。对小企业们来说，这很难算是一个好消息。
与此同时，房产税也在酝酿出台，在车上的人，准备上车的人，都逃不过这又一波的财政收割。
专家们却还在说，个税起征点从3500调到5000就够了，8000以上，就不公平了。
感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