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了解到，多款应收账款类信托产品牵涉其中。信托产品涉嫌违规原因均与财政“安慰函”有关，比较典型的表述为：若融资平台未按时足额支付款项，当地财政局将及时拨付资金确保偿付。
业内人士称，当前披露的涉嫌违规的信托计划多为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投向融资平台的项目，彼时财政担保较为普遍。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国务院已下发43号文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在43号文刚出台时金融机构短暂观望，但不足一年后，融资平台融资的职能有所恢复。与此同时，伴随地方发债等因素，信托更多选择县级平台作为交易对手。
平台的下沉，也更加凸显了担保函的重要性。“资质好的平台不需要政府承诺也可以做，但是很多县级平台负债结构、现金回流不太好，政府承诺就显得更加重要。”华北地区某信托公司副总称。
本轮债务整顿无疑会对信托公司带来影响，依赖“安慰函”的政信类业务面临转向。有业内人士认为PPP、产业基金或是发展方向，不过PPP亦被部分平台用来变相融资。日前发布的50号文称，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
多为应收账款类信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包括方正东亚信托、中江信托在内的多家公司的多款产品涉嫌违规均与财政“安慰函”有关。
如2016年4月，某市财政局向国民信托出具《资金安排函》，承诺当地新农村发展实业有限公司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回购价款，市财政局将及时拨付相关资金，确保回购价款按时足额偿付。
值得注意的是，“安慰函”形式多样，除资金安排函外，还有债务确认、财政承诺等。
2016年1月某市政府以《报告》形式提请将还款资金列入年度预算，并且市政府向信托公司出具《承诺函》，承担债权未能按时、足额清偿产生的一切责任。
其实，信托对安慰函的青睐由来已久。前述华北地区信托公司副总表示，自2008年甚至更早以来，安慰函一直存在。“因为按市场化路径来看，融资平台借钱是企业行为，如果企业没钱可以破产，而承诺函是政府承诺，拿着函可以找政府。”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涉嫌违规的案例中多为应收账款类政信信托。通俗而言，即融资平台持有对地方政府的应收账款，并以此向信托公司融资。
2015年9月，某县融资平台、县政府、中泰信托三方签订4笔《应收账款转让合同》向信托融资，县政府以债务人名义承诺无条件按约定时间和金额向中泰信托支付标的应收账款，且承诺债务人对标的应付账款的付款义务为单向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付款义务。
目前应收账款类政信信托仍然存在，并且在严查担保函的情况下显得更加突出。据统计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的45款政信产品中，有29款为应收账款类信托，占比超60%。
不过在其增信措施之中已经难见担保函。目前比较普遍的信用增级措施为：地方融资平台对财政局的按期偿还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有些应收账款并不真实，不过应收账款有时候需要政府确认，这样就把政府加进来了，某种意义上可以替代承诺函。”前述华北地区副总称。
政信信托合规之路
“现在不允许出承诺函，各家金融机构要求能算出现金流来作为还款来源。”一家中型信托公司信托业务负责人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2017年以来部分信托公司开始对接一些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如一款名为“中部某省份经开区产业园信托”产品中，华中某省平台公司将政府购买服务协议项下应收账款质押给光大信托。其还款来源一方面是融资方还本付息，第二还款来源则为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虽然一些新的融资方式也在出现，但目前情况下发主动管理政信信托产品无疑更难。“一是风口浪尖我们不会做；二是流动性趋紧，也在衡量部分地方政府平台是否会出现风险；三是现在市场上利率‘倒挂’，政府资金价格要求很低，而市场资金价格高。”前述信托公司副总称。
其实传统政信合作的困境早已显现。2016年信托行业资管规模破20万亿背景下，政信项目绝对规模出现下滑。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政信合作类信托产品1.34万亿，占比6.63%；而当年一季度末规模为1.44万亿，占比8.71%。
业务收缩背景下，传统政信业务该如何转向？业内人士普遍认为，PPP作为43号文打开的窗口或是政信项目的转型方向。
“信托公司要支持PPP项目，必须有能力解决好资金的大规模、长期限、低成本三个主要问题。目前来看，如果完全由信托主导就太难了，所以在PPP里面，信托主要是参与架构设计，同时参与一小部分劣后。”前述信托公司信托业务负责人称。
西南地区某信托公司人士称，在政信合作方面，信托公司需要大力探索参与PPP模式的不同路径。一是直接参与，信托公司自己独立参与或联合拥有丰富运作经验的产业资本共同参与；这种方式上，信托公司既可以在PPP项目设立之初以资本金方式投入，也可以为运行后的项目公司提供债权融资。二是间接参与，信托公司通过给具备融资条件的、有较强实力参与PPP项目公司的社会资本方提供融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