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商业及更为广泛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诸多历史读本中,大多也会依照类似的隐含逻辑展开叙述,意在强调杰出个人及其卓越贡献的作用。总有人喜欢问这么一个问题:假如某个卓越的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比如爱因斯坦、爱迪生、乔布斯,在还没做出最为出名的发明或商业创意之前就意外去世,那会导致一个与今日完全不同的世界吗?提出这类设问者,预设的答案往往是“当然如此”。。

　　只是,倘若更深入些去挖掘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些让人尴尬的答案。如果爱迪生在想到灯泡的点子之前就不幸离世,仍会有其他的人想出同样的子。事实上,当时的英国人约瑟夫·斯万就已这么做了。而在同时期的俄国,也出现了白炽灯泡的发明者亚历山大·洛德金。据考证,在爱迪生之前就发明出某种形式、具有基本可靠性的白炽灯泡的人,不下20位。

　　对此,科学、商业、军事等领域的爱好者很可能觉得难以置信和接受,但事实就是如此。当电力供给变得稳定,就已为灯泡、白炽灯泡的发明提供了基础条件。类似的现象并不在少数,伊莱莎·格雷与贝尔是在同一天申请电话专利的。如果谷歌在20世纪末未曾出现,也必定会有其他的搜索引擎变成主流,尽管可能不如谷歌那样好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情况也将大大改善。

　　牛顿与莱布尼茨都曾独立发明微积分,达尔文在听说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有了跟自己相同的看法后,才发表了他的人类进化学说。就连爱因斯坦也不能称为相对论的唯一提出者。硅谷著名的互联网观察家、预言家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曾归纳过,温度计有6位不同的发明者,皮下注射针头有3位,疫苗有4位,电报有5位,蒸汽船有5位。这说明,当条件成熟时,新技术的问世可被认为是一种必然。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就说过,发明史是“一根充斥着类似实例的无尽链条”。

　　纵观人类文明史,技术进步有着压倒性的必然性。在不存在信息、贸易等交流可能的情况下,相距遥远的若干个古代文明,都出现了对特定问题的相同解决方案。比如古埃及人和古澳大利亚人都发明了回旋镖。这种解决方案反映出的是渐进而不可逆转的、无法阻止的进程。摩尔定律、克莱德定律(计算机硬盘存储性能呈指数倍增长,每年提升40%)、库伯定律(每30个月,可同时进行的无线沟通数量增加一倍),在相关技术出现后也总是适用的。

　　明白了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得打破畅销书作家及一部分科学家热衷宣称的科学巨人改变世界的说法,而要将达尔文、熊彼特、哈耶克等人的观念纳入科学技术进步的视域以内。英国记者、科学家、上议院议员马特·里德利因其在科学、环境学与经济学领域的著作而闻名,他曾出版过广受欢迎也备受争议的《理性乐观派》等著作。他在新书《自下而上:万物进化简史》中断言,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科技,观念重组、发明创造、趋势涌现,都会呈现出强烈的自发特征,不能强加于人。

　　在这本颇具野心的作品中,马特·里德利首先从多个角度论证了自下而上的渐进演变、渐进发展规律,认为它具有存在的客观性,无法轻易逆转,然后据此就公共管理、意识形态、经济政策、互联网等当代多方面问题的现行运行体制提出了批评。他在全书开篇时就意味深长地指出,这个世界的许多方面都提供了“不利于预言家、专家和规划师的证据”,人们“不可能预测一个电子的位置,也不可能提前一年预测天气”。

　　在书中,马特·里德利探讨了道德观念、道德价值的流变,指出这种流变并不受道德哲学家的创造或主导。道德这种无形的价值观念,随着时间而发展,可理解为人类成长过程中彼此调整行为的、偶然化的产物,通过试错而不断改变。基于道德而建立并优化的法律同样如此。而分析道德、法律流变,与人类等物种的进化适应存在着较大的一致性,即不存在刻意设计,而是一系列、复杂化的偶然设计的交叠。为此,马特·里德利以戏谑的口吻嘲讽了近些年打着科学名义招摇撞骗的各种智慧设计论。他引入基因演变的概述,提出包括人的免疫系统在内的基因、基因系统都在遵循试错、繁殖所组成的演化方式。

　　人类语言并不是基于先验的、预设规则的产物,而是在长期的试错、纠正、妥协、借用、融合等过程中形成的,且许多不同的语言系统迄今都保持着继续演变的态势。如果停止上述演变进程,语言(正如许多古代民族的语言)就会走向死亡。所以,人类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内容比如婚姻习俗,其流变过程从一夫多妻制成为常态,到贸易崛起而“带来了一种忠贞于一夫一妻婚姻制的全新选择的压力”,再到一夫一妻制成为近现代社会的法定婚姻制度,呈现出达尔文式的文化演变特征。城市、音乐、美术等其他文化的表现形式,同样在自然而然地自下而上地演变。

　　马特·里德利质疑当代社会许多人深信不疑的多方面价值信念、政策观念。比如经济问题,他认为许多热衷于设计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仍跳不出创世主义的思想束缚……(相信)设计、意图、计划和规定,是他们造就了我们所见的秩序”。在谈到技术演变和进步时,他批评过于僵化的专利制度违背了科学技术加快更新发展的自然规律,并认为政府资助科研代价过大,收效却往往并不理想。他还驳斥了青少年教育领域的主流理论,认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被过度夸大,这使当今家长过度关注孩子学业,而忽略了对孩子社会生存发展能力的培养。他因此质疑现有的公立教育模式无法让教学水平因素直接影响教育者的收入、等级、职业评价,在很多国家造成大量失学。他嘲笑主流的管理理论特别是领导力理论,认为专家过度夸大了由极少数领导者在企业、产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推崇自我管理体系。他认定,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监管及金融激励政策造成的恶果。

马特·里德利对于21世纪人类社会,保持了他一贯的乐观态度:“21世纪仍将由坏消息主导的冲击所主导,但它将更多经历好东西的无形进步。增量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将给我们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让我们孙辈的生活变得更富裕、更健康、更快乐、更聪明、更善良、更自由、更和平、更平等,而这几乎完全是文化演变带来的偶然的副产物。”（原标题：郑渝川:“一根充斥着类似实例的无尽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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