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关注影响此轮人民币贬值的三条主线：第一，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和货币周期的错位，导致中美利差持续收窄，使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贬值压力。其中，国内经济增速降至7%以下水平，而美国经济增速则逐季回升。与此同时，国内在面临经济下行和A股市场深度调整的压力下开启货币宽松，2015年9月-2016年期间累计降准150bp；而美联储同期则处于货币政策紧缩周期，2015年和2016年分别加息25bp，由此带来中美利差不断收窄。第二，境内居民和企业外汇存贷款差额由负转正改变人民币供需结构，贬值压力进一步积累。2015年之前，人民币长期升值带来外汇存贷款持续倒挂，而在“811”汇改之后，人民币贬值情绪持续释放，外汇贷款规模快速收缩而同期外汇存款稳步走升，境内居民和企业的外汇存贷款差额由负转正，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供给明显增加，贬值压力进一步积累。第三，美元指数自2016年中开始震荡走升也是后期人民币贬值的直接因素之一。进入2016年后，全球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抬升，2016年6月24日英国意外脱欧，11月9日美国大选结果出炉，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避险情绪升温助推美元指数于2016年中开始显著走强。

对于A股市场而言，整个阶段二者相关性并不强，仅在贬值初期对原已脆弱的A股市场有短期冲击，并且本轮A股企稳明显早于汇率拐点。从本轮贬值阶段的全部时间范围来看，上证指数累计下跌20.2%，创业板指跌幅更多，累计下跌27.5%，而沪深300下跌18.2%；虽然此阶段A股市场与人民币汇率均有下跌，但二者相关性并不强，主要大盘指数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系数平均在0.3。究其原因，在此阶段引发股市和汇市下行的因素更为复杂多元，主导因子的重叠度并不高。具体来看，A股市场的调整更多源于权益市场流动性的收紧。2015年5月监管部门开始加大对场外配资等杠杆资金的严监管，引发A股市场在创新高后恐慌性下跌；2016年1月市场担忧于“减持新规”和注册制可能冲击股市流动性，试点熔断机制激化了市场羊群效应。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文件的落地、注册制改革的暂缓以及经济景气和信用环境的企稳，A股市场于2016年中开启反弹，2016年7月-12月期间，社融存量同比增速自12.2%升至12.8%，制造业PMI指数自49.9%升至51.4%，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上涨5.9%，人民币汇率累计贬值4.6%。不过，从短期视角看，在本轮汇率贬值初期A股仍然受到了阶段性冲击影响，即2015年8月中旬开始海外股市的暴跌和国内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快速贬值导致市场避险情绪高企，A股在短期稳定后开启二次下跌，8月12日-8月26日期间上证指数累计下跌25.5%。

结构上看，在科技牛结束之后，此阶段白马蓝筹行业的表现更加稳健。首先，从短期视角看，在人民币贬值初期加速A股下跌的阶段，银行、食品饮料等行业具有相对韧性。在2015年8月12日-26日期间，上证指数累计下跌25.5%，创业板指跌幅更大，累计下跌30.0%；分行业看，银行、轻工制造、食品饮料行业跌幅在18%-20%左右，整体跌幅小于大盘指数；相比之下，国防军工、煤炭、非银金融等行业跌幅最大，超过30%。其次，从长期视角看，此阶段A股市场迎来了风格切换，市场定价从此前外延式并购带来利润增速提升转向为关注高ROE带来的业绩增长，传统盈利能力较强的行业龙头开始估值修复并有进一步的估值溢价抬升，而在2013-2015年中小创行情期间高估值公司的估值则大幅回落。其中，在2015年8月11日至2017年1月3日期间，食品饮料是唯一实现正收益的申万一级行业指数，累计上涨4.5%，行业ROE稳定在15%左右；同时，银行、家用电器等ROE较高的行业期间累计跌幅相对较小。从行业基本面来看，汇率贬值背景下，2016年建筑装饰、家用电器、汽车等行业汇兑收益规模相对较高，在贬值I阶段三个行业平均收益率为-10.2%，相比大盘更加稳健；交通运输行业2016年汇兑损失规模最高超150亿元，行业指数的跌幅也相对更深。另外，从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较高的行业的市场涨跌来看，并未有一致性规律，电子和家用电器行业指数的累计跌幅相对较小，分别下跌10.5%和5.4%；但国防军工、计算机、机械设备等行业跌幅相对较大。

2.2 2017.01-2018.02（升值I）：国内外经济同步复苏，汇率与A股共振上涨

2017年1月3日至2018年2月7日，美元对人民币即期汇率由6.96逐渐降至6.26，升值幅度约为10.0%；同期美元指数显著走弱，累计下跌12.6%。在此阶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转跌为升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元汇率自身走软、中国政府金融强监管重新拉大中美利差、中国央行显著加强资本流出管制并重新增强了对每日汇率中间价的控制能力等。

首先，从全球视角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欧洲经济强于美国背景下，美元指数持续走弱。此阶段美元指数自身走软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面，全球经济复苏回暖，欧元区景气强于美国。2017年全球GDP实际同比增长3.75%，高于此前5年（2012-2016年）的经济增速，PMI指数连续回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则连续回落。分区域看，欧元区经济在2017年的复苏程度超过了美国经济，欧元区2017年四个季度的实际GDP增速分别为2.8%、2.0%、2.8%和2.8%，同期美国的增速分别为1.9%、2.1%、2.3%和2.7%，欧元区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平均高于美国0.3个百分点，一改此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长持续弱于美国的态势。二是货币政策取向方面，美欧的货币政策走势由分化转为趋同，其中，美联储早在2013年即表态会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当时全球主要央行中仅有美联储在致力于收紧货币政策，这也推动了美元指数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不断上升，进入2017年，欧央行多次释放将会在后续紧缩货币政策的信号，提振了欧元的走势。三是政治格局方面，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政治进程中举步维艰，该届政府在推进医改、税改、基建、移民、边境墙等政策方面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困难，而欧元区处于主要国家国内政治风险逐渐释放的过程；因此，对美国国内政治的预期由热转冷，而对欧盟政治的预期由冷转热，也是导致美元兑欧元贬值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次，从中国视角来看，国内经济同步回暖以及中美利差不断扩大吸引跨境资本流入，央行对汇率的政策调控也有助于稳定汇率预期。第一，经济方面，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国内供给侧改革和棚改货币化安置逐渐取得成效，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也有明显回暖，当年GDP实际同比增长6.95%，结束了此前连续7年（2010-2016年间）增速回落的走势；制造业PMI指数持续处于荣枯线上水平，出口增速、房地产投资增速中枢波动回升。第二，利率水平方面，国内金融严监管下国债利率明显上升，中美利差持续走阔。我国政府从2016年年底起显著增强了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监管，为了抑制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改变国内金融空转与资金脱实入虚的局面，中国一行三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金融业去杠杆、控风险、强监管运动，此举引发了金融市场的震荡与金融机构的调整，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利率显著上升，10Y国债利率自3.1%升至3.9%附近，中美利差自66bp扩大至103bp。第三，政策操作方面，前期央行持续收紧资本流出管制等举措开始见效。我国在经历了持续11个季度（2014年第2季度至2016年第4季度）的资本净流出之后，终于在2017年第一季度重新迎来资本净流入，资本外流压力放缓也减弱了国内外汇市场上美元供不应求的压力，进而缓解了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同时，中国央行通过频繁改变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定价机制，削弱了市场供求对汇率中间价的影响力，重新增强了央行对汇率中间价的控制能力，如2017年5月下旬我国央行宣布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等。

同期A股市场同样受到基本面向好的提振而表现出顺周期结构性行情，北上资金随着资本市场推进开放持续净流入。在人民币升值I阶段，A股市场同样受到国内经济复苏的提振，呈现出显著的顺周期行情，而在无风险利率持续抬升的背景下，中小创估值受到约束而迎来调整。具体来看，上证指数同期上涨5.5%，沪深300和创业板指分别上涨21.2%和下跌17.7%；食品饮料和家用电器等大消费板块、钢铁和煤炭等上游周期板块、银行和非银等金融板块的涨幅相对领先，而国防军工、传媒、计算机等成长行业跌幅较多。并且，这种结构性行情在相关行业盈利周期向上以及集中度的提升和北上资金持续流入的共同支撑下日渐强化。2016年底以来，互联互通机制的完善和成功闯关MSCI标志着A股国际化进程迈出重要一步，随着A股对外开放的扩大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外资也在逐步加大对A股资产的配置，在此汇率升值阶段，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近2234亿元；其集中持仓的行业与市场领涨行业重合度较高，主要分布在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等消费板块以及银行、非银金融行业。

2.3 2018.02-2018.10（贬值II）：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汇率与A股同步调整

2018年2月7日至2018年10月31日，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由6.26升至6.97，人民币贬值幅度约为11.4%，贬值速度快于贬值I阶段。在此阶段，人民币贬值压力主要源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中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取向的错位、资本市场表现分化等。

在此阶段，地缘政治冲击对汇率影响较大，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中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资本外流压力加大。首先，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且预期相对谨慎是当年人民币汇率波动贬值的主要因素。201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对华贸易备忘录，6月中和9月底美国先后两次分别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和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削弱了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受此影响，2018年6月15日-7月24日期间人民币汇率发生了一波急速贬值，27个交易日内即期汇率自6.39贬值6.5%至6.81。其次，中美经济增长趋势和货币政策取向的差异也加大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其中，中国经济增速处于放缓通道，前三个季度实际GDP增速分别为6.9%、6.9%和6.7%，而同期美国增长相对强劲，前三个季度实际增速分别为3.0%、3.3%、3.1%；受到基本面的影响，两国货币政策取向也有明显反差，美联储在2018年共有4次加息累计75bp，中国央行年内则有3次降准累计250bp，中美利差自103bp收窄至36bp。再次，国内A股市场的大幅下跌与汇率贬值共振，2018年2月-10月期间，上证指数累计下跌25%，同期标普500指数区间震荡小幅下跌4%。

在此阶段，A股市场同样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冲击而迎来显著调整，且本轮权益市场调整和外资净流出早于汇率贬值一周左右。整体来看，上证指数、沪深300、创业板指同期跌幅均在20%-22%左右；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更倚重内需增长的社会服务、美容护理等行业、防御属性更强的医药生物、银行等行业，以及产业景气改善的计算机、石油石化等行业跌幅相对更小。事实上，本轮权益市场的调整领先于人民币汇率的贬值，2018年1月29日开始，陆股通从此前的连续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上证指数也开始短期调整，而在当年1月29日-2月7日人民币汇率确认贬值之前的8个交易日内，陆股通累计净流出118.9亿元，上证指数、沪深300和创业板指分别下跌7.0%、7.6%和11.0%。不过，从整个贬值阶段来看，权益市场上的外资流动性所受影响不大，A股扩大开放背景下外资维持长期净流入趋势。具体而言，在此阶段，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超2000亿元，这主要受益于在A股市场扩大开放的初期外资加大对中资资产的配置，2018年4月互联互通额度扩大四倍、2018年6月A股正式被纳入MSCI指数、2018年8月开放外籍人员开立A股证券账户等均对外资投资A股提供了更多便利。

2.4 2018.11-2019.04（升值II）：中美摩擦边际缓和，汇率领先于A股企稳

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17日，美元对人民币即期汇率由6.97逐渐降至6.69，升值幅度约为4.1%；其中在2019年1月-4月期间，汇率围绕6.70中枢上下盘整。同期美元指数并未有显著下降，而是维持盘整态势，整体略微下跌0.1%。

在此阶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升值的动力主要在于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以及中美利差的再度走阔。第一，受到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的利好，中国面临的跨境资本流动状况自2018年底开始呈现改善态势，既受到贸易顺差回升的影响，也受到国内资本市场持续上涨的影响。其中，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当季差额由2018年四季度的-153.8亿美元升至2019年一季度的311.4亿美元；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差额当月值由2018年2-11月期间连续10个月的负值回正，2018年12月、2019年1月和2月分别为2.7亿美元、413.4亿美元、151.7亿美元；在金融市场中，北向资金也由2018年10月的净流出转为净流入，2018年11月-2019年3月期间每个月的净流入规模分别为469.1亿元、161.4亿元、606.9亿元、603.9亿元、43.6亿元，2019年4月和5月期间再度转为净流出状态。第二，随着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转弱，以及中国经济增长韧性显现，中美双边长期利差重新扩大，两国10Y国债利差自2018年10月底的36bp升至2019年4月17日的80bp，美国长端利率的显著下行是利差扩大的主要影响因子。

在此阶段，A股市场反弹晚于人民币升值拐点近2个月，资本市场更多受到政策宽松以及信用环境趋稳的影响，而此后市场信心的提振也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升值。在人民币汇率开始企稳的同期，北上资金净流入规模便开始有显著增加，但受到美股快速下跌的情绪压制以及国内基本面环境仍然偏弱，前期已经有较深调整的A股在底部震荡，并未跟随中美摩擦缓和的利好而快速修复。直到2018年底，随着国内政策基调从此前的金融去杠杆逐渐转向稳增长以及央行释放流动性宽松信号，社融增速确认筑底回暖，A股才开始触底反弹。在2019年1月1日-4月17日期间，上证指数累积上涨30.8%，市场风格相对均衡，沪深300和创业板指分别上涨35.8%和37.3%，期间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1162亿元，人民币升值2.6%，权益市场上涨与人民币升值互相作用强化。结构上看，在本阶段的领涨行业中，食品饮料、家用电器是北上资金持仓较多的行业，而海外业务收入比重相对更多的家用电器、电子、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基础化工等行业也有相对大盘指数的超额收益。

2.5 2019.04-2019.08（贬值III）：中美摩擦再升级，A股反应更为钝化

2019年4月18日至2019年9月3日，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由6.69升至7.18，人民币贬值幅度约为7.4%，贬值速度与2018年贬值II阶段相当；同期美元指数震荡向上小幅上涨2.0%。在此阶段，人民币贬值主要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引发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变化的影响。

回顾2019年，人民币波动贬值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中美摩擦的再度升级。其中，2019年5月5日美方威胁要将2000亿产品加征关税税率由10%提升至25%，并于当年5月10日正式落地；5月15日美国开始加大对华科技企业制裁，禁止华为等企业得到美国零件与软件支持；8月5日，美方威胁再次升级贸易制裁，宣称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并于8月15日正式宣布落地；8月24日，双方贸易摩擦继续升级，美国宣布将提高对约5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各5个百分点；直到8月30日，中美贸易摩擦迎转机，中国外交部表示双方经贸团队一直有效持密切沟通，9月5日中美代表通话同意继续开展谈判工作，人民币此阶段的贬值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间，中国面临跨境资本短期净流出的情况，2019年二季度和三季度，国际收支表中的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当季差额分别为-120.2亿美元和-220.0亿美元，2019年3月-9月期间，无论是银行代客结售汇差额还是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差额均呈现逆差状态；而在金融市场中，外资大幅净流出发生在中美摩擦升级前期，2019年4月和5月北上资金净流入规模分别为-180.0亿元和-536.7亿元，此后转为持续的月度净流入，不过整体波动在加大。

A股市场也同样受到贸易摩擦的影响而震荡调整，但整体影响相比2018年有所钝化，并且，此轮北上资金波动净流出领先于汇率贬值和市场调整。在此轮贬值阶段，上证指数下跌10.2%，创业板指跌幅较小，为-3.3%；同期北上资金流动波动较大，全区间内累计净流入约107亿元。特别地，在经历了2018年中美摩擦反复之后，2019年投资于A股的外资在双边摩擦再度升级之前就已抢跑，2019年4月1日-4月17日期间，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出92亿元；此后，在4月23日-5月27日期间美国加大对华科技企业制裁带来人民币快速贬值，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出约634亿元。结构上看，仍然是以消费内需为主以及受益于国产替代的相关产业有相对大盘的超额表现，在此阶段，食品饮料和电子行业有绝对正收益，分别上涨12.7%和3.4%，农林牧渔、美容护理、医药生物、家用电器、国防军工、计算机等行业跌幅相对较小。

2.6 2019.09-2020.01（升值III）：内外部环境均有缓和，A股领先于汇率反弹

2019年9月4日至2020年1月17日，美元对人民币即期汇率由7.18逐渐降至6.86，升值幅度约为4.5%，升值节奏相对快于前两个升值阶段。同期美元指数在高位震荡，整体小幅下跌1.3%；中美10Y国债利差也维持在130bp-150bp区间相对稳定的水平，中美货币政策趋于同步宽松。

在此阶段，人民币升值主要受益于中美贸易摩擦的阶段性缓和。具体来看，9月11日，中国公布对美加征关税排除清单，美推迟对华关税；10月10-11日，中美举行第十三轮磋商，贸易摩擦继续缓和；10月25日，中美谈判牵头人通话，确认部分文本的技术性磋商基本完成；11月7日，中美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12月13日，中方发布声明，双方已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2020年1月9日，中方确认1月13-15日中美正式签署第一阶段协议；1月14日，美国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短期也出现边际回暖迹象，有助于稳定汇率预期。2019年下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制造业PMI景气指数、商品房销售增速等均有小幅回升。

A股市场同样受益于中美关系缓和以及国内经济短期回暖而迎来向上反弹，外资流入更为积极，成长风格有显著超额收益。在此轮人民币升值阶段，权益市场风险偏好逐步回升，上证综指累计上涨5.0%，同期外资净流入更为积极，2019年9月-2020年1月期间，月度北上资金净流入规模平均值为537.1亿元。结构上看，新兴科技股反弹幅度更大，创业板指累计上涨16.4%；分行业看，电子、建筑材料、传媒、计算机、家用电器等行业涨幅领先，分别上涨27.4%、19.7%、19.1%、16.1%、15.5%，其中，家用电器、建筑材料等行业中的期末北上资金持股占自由流通市值的比重较期初有明显提升。

2.7 2020.01-2020.05（贬值IV）：国内疫情率先爆发，A股短期同跌但中期率先反弹

2020年1月18日至2020年5月28日，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由6.86升至7.16，人民币贬值幅度约为4.4%，贬值速度相比2018-2019年有明显放缓；同期美元指数先涨后跌，整体略微上涨0.9%。在此阶段，人民币贬值主要受到国内疫情率先爆发加剧国内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再升级预期的拖累。

2020年初国内新冠疫情爆发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是此阶段人民币贬值的新增主导变量。一方面，1月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国内一季度经济大幅下行，3月欧美疫情扩散导致全球资本市场动荡，人民币汇率继续承压。从1月23日至2月中旬，国内新冠疫情率先在武汉爆发并在全国范围内扩散，严格的疫情防控下居民和企业的线下活动几乎全面停滞，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冲击，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虽然在2月下旬之后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市场避险情绪有所降温，但欧美疫情开始蔓延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动荡，美元流动性危机爆发，美元指数在97-102附近高位震荡，人民币汇率相应承压。另一方面，在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确定性逐渐缓解后，中美摩擦再度升级成为人民币贬值的第二波压力。其中，自2020年5月开始，中美关系中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有所增多，5月15日，美国称全面限制华为购买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5月23日，美国将33家中国机构和企业等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在此阶段，跨境资本流动并未呈现趋势性净流出，仅在2020年3月，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差额和A股市场中的北上资金净流入规模阶段性转负。

同期A股市场和外资行为的波动均显著放大，期初A股与汇率同步调整，而此后国内宽信用助力A股领先于汇率反弹。在此阶段，A股市场先后受到1月底国内疫情爆发和3月全球流动性危机的冲击，整体震荡起伏较大，同期北上资金净流入也受到避险情绪升温和美元流动性冲击的影响而波动加大；其中，在2020年1月21日-3月31日期间，上证指数累计下跌11.2%，同期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出759亿元，45个交易日内有近26个交易日为净流出状态，单日最大净流出规模为147亿元。此后，随着国内稳增长政策落地，社融增速自2020年3月开始底部回升，国内经济修复预期升温，A股市场领先于汇率筑底反弹。

分行业看，疫情冲击下，医药成长表现更为占优。其中，医药行业在疫情催化下有显著超额收益，而内需大消费板块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也迎来深蹲后的修复，另外，基建加码和地产韧性也催化建筑材料行业有不错的表现；在整个区间内，美容护理、医药生物、食品饮料、建筑材料和农林牧渔行业涨幅更为领先，分别上涨21.8%、12.8%、11.3%、8.7%和4.7%。顺应行业景气和市场热度的变化，北上资金也同步加仓美容护理、商贸零售、电力设备等行业，减仓家用电器、交通运输、石油石化等行业。

2.8 2020.06-2022.03（升值IV）：外贸出口持续强势，汇率与A股同涨但波动加大

2020年5月29日至2022年3月8日，美元对人民币即期汇率由7.16逐渐降至6.31，升值幅度约为11.8%，这也是201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维持兑美元升值趋势时间最长的一次。同期美元指数先跌后涨，整体小幅上涨0.7%。其中，在2020年6月-12月期间，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指数一升一贬，走势相反；而在2021年期间，人民币和美元则成为全球“双强”货币。

首先，在2020年6月-12月期间，人民币升值的驱动力在于美元指数下行、基本面（国际收支）超预期改善以及中美关系不确定性的缓和。第一，美元指数下行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的直接因素。美元指数从2020年5月中下旬高点100.4下行到2020年底的90左右，贬值幅度为10.4%，超过同期人民币升值幅度。第二，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优势凸显、货物贸易出口增速上升叠加服务贸易逆差缩小大幅推升经常账户顺差以及中美利差显著走阔吸引证券投资流入，是人民币升值的基本面基础。其中，中国疫情防控快进快出，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并且，受益于防疫物资大量出口、中国出口份额上升以及发达经济体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确保居民消费能力旺盛，2020年我国出口表现亮眼，全年贸易顺差5239.9亿美元，同比增长24.4%，中国出口占全球总出口规模的比重升至14.7%；另外，2020年下半年由于中美货币政策的差异以及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中美长端利差迅速扩大，下半年中美10Y国债利差基本保持在200BP，最高接近250BP，较高的利差吸引了大量的证券投资流入，2020年下半年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中的债券和股票规模分别新增1271亿元和1583亿元。第三，中美关系不确定性的缓和加快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尤其是在2020年8月中美关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评定取得积极进展后，人民币升值有所提速。